关键词：甘肃 民族 基础教育 研究

　　来源：《甘肃民族研究》1996.1

　　一、甘肃民族驹教育的发展状况

　　（一）解放前的甘肃民族基础教育发展状况

　　甘肃省少数民族学校教育的兴起始于清代中后期，民国以后逐步发展。学校教育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官办教育，即清代的少数民族义学和民国时期的国民教育；二是私办教育，多起源于宗教经学。以后，部分经学兼设文化课，演变为与经学并存的普通教育，有些则是独立于经学之外的独立学校，除这两部分外，也有民办官助的学校，但为数不多。

　　甘肃第一所少数民族学校始建于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当时清政府令“各省改生词书院为义学，迁师授教，以广文教”，甘肃巡抚许客在兰州南关拱兰门内崇新寺北设立“回民义学”，主要招收回族，亦有少量保安、东乡子弟在内。此后，逐年增加，并推广各地，甘南、临夏地区也相继设立了许多义学。

　　民国初期，在甘肃少数民族地区陆续改建和兴建了一批初等学校。其中今临夏地区自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创办了第一所回民小学（即八坊刷达小学）后，截止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先后在回、东乡、保安族聚居县、乡设立高级小学7所、初级小学40所，在校学生最多时约一百人，教师九十余人。课程设置除按教育部颁布标准设语文、算术、历史、地理、自然、社会、音乐、美术、体育等课程外，大多设阿拉伯和儒家经典课。到1949年甘肃解放时，临夏地区设立小学175所，在校学生7500多人，教职1424人，学龄儿童人学率为8．l％，在上述学校中，除公立学校外，有相当一部分为少数民族社会人士、宗教上层人士、国民党军政人员等创办的私立学校。

　　解放前，甘南农业地区尚处于封建社会发展阶段，半农半牧和纯牧区还残存着奴隶制残余，土司制度与佛教寺院政教合一的体制，统治着甘南牧区。藏族人民政治上、经济上遭受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备受歧视和摧残，陷于贫困愚昧的境地，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发展缓慢，文化教育极其落后。甘南藏族地区在民国初年仅有卓尼的一所私塾。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国民党洮岷路司令、卓尼上司杨积庆将这所私塾改为卓尼初级小学，次年又改为柳林小学，这也是甘南近代教育的开端。

　　此后，国民党政府和当地土司为了在思想上控制当地人民，以达到“安抚”、“教化”之目的开始兴办小学。另一方面，在当地贤达人士和热心教育组织的大力倡导下，甘南初等教育有所发展。到1949年，甘南藏族地区共有小学91所，学生1933人，其中藏族学生245人，学龄儿童人学率为1．3％。学生分布多集中于夏河、临潭、卓尼、舟曲等少数民族城镇，地处偏远的碌曲、玛曲、迭部等少数民族地区没有学校。

　　藏族聚居的天祝县境内，民国初年只有少数私塾。到1949年，有完小1所，初小5所，在校学生203人，农牧民子弟很少。在今肃南县僧人顾嘉堪布、马罗汉等于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前后，在莲花、慈云、马蹄、明海、红湾等寺院创办私立初级小学6所，到1949年仅有学生77人。在蒙古族聚居的肃北地区，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前，青海北左翼右旗旗王所在地设一所学校，曾有肃北蒙古族子弟在此就学。民国三十五年（公元1946年）肃北设治局在马鬃山明水设立中心小学一所，但无少数民族子弟进过此校。阿克塞地区的哈萨克族，1949年前没有学校，张家川回族聚居区，1949年有公、私立小学20所，学生近千人，但学校时办时停，很不稳定。

　　随着民族初等教育的发展，解放前，民族中等教育也有所发展。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在甘南藏族地区成立了最早的一所由临夏、卓尼两县合建的临潭县立初级中学，成为临卓地区汉藏学生就学的最高学府。在临夏地区，经地方贤达人士的大力倡导和资助，也陆续建立了几所中学。到1949年甘肃解放时，少数民族地区设有普通中学5所，在校学生389人，其中少数民族学生38人。

　　纵览解放前的甘肃民族基础教育，呈现如下特点：

　　第一，民族基础教育尚处于起步阶段。在民族地区的学校中，除了有当时教育机构创办为数不多的公立学校外，地方贤达人士以个人名义创办的私立学校在当时学校数量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此外还有民办公助以及教堂出资和军阀出资等创办的各类学校。由于这些学校办学渠道各不相同，在管理上各行其事，因此教育质量也是高低不一，参差不齐。

　　第二，教育具有明显的阶段性。清末所创办的义学，虽名为以招收贫家子弟为主，但实为贵胄子弟所办。如在卓尼，清代后期至民国几代土司都“幼习汉书、汉文、汉语皆其通畅”。（《中国的西北角》，范长江著，第75页。）民国初期，许多学校面向一般群众而办，但当时少数民族群众生活异常贫困，连基本的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根本无暇顾及教育。此外，当时学校多集中于城镇，边远地区农牧民子弟难以就近人学。因此学校多为官僚地主子弟。在教育内容上也体现了明显的阶级性。国统时期，对少数民族推行的民族歧视政策，实施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抹杀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特点，无视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宗教习俗和语言文字，因此在教育内容上很难体现出民族性。而且当时许多学校多成为马家军阀借以培植私人势力的工具和补充兵员不足的场所，所实施的教育内容上也不同程度地带有军事色彩。

　　第三，教育中带有浓厚的宗教性。甘肃的少数民族所信仰的宗教主要有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千百年以来，寺院和经堂成为各少数民族受教育的主要场所，其内容多为讲经授文、宣传教义，对普通文化知识则涉及很少。清朝末期，随着世俗教育的兴起和发展，一些宗教界人士和宗教团体也开始创办世俗学校，开设普通学校课程，但仍以宗教内容为主。如在临夏地区由教堂或宗教团体所办的小学，学校开设阿文课，也开设一些普通课程。学校规定学生每周星期五（主麻日）必到礼拜堂礼拜。实行既念经又读书的制度。宗教于预教育，学校成为宗教活动的主要场所，不断向儿童灌输宗教意识，严重影响文化科学知识的传授，阻碍着学校的正常发展。

　　毋庸置疑，在当时政局动荡不安，经济萧条衰落，天灾人祸连年不断的社会环境中，甘肃民族基础教育难以得到很大的发展。

　　（二）建国四十年来，甘肃民族基础教育的发展状况

　　建国以后，党和国家对民族地区的教育非常重视，根据民族地区实际制定了适合民族地区特点的方针政策，采取了特殊措施，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大力扶持和优先照顾，使民族教育事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民族教育事业呈现出一派蒸蒸日上的景象。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我省民族教育事业极其落后的状况开始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期间，虽遇到不少挫折，走过不少弯路，但综览四十年甘肃民族基础教育的发展历程，所取得的成就是辉煌的。

　　一、基础教育的规模日益扩大

　　解放前，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甘肃，民族基础教育的发展极其缓慢和落后。1949年解放时，全省少数民族地区仅有初等和中等师范学校各1所，在校少数民族学生仅18人，普通中学5所，在校少数民族学生38人，小学302所，少数民族3463人，学龄儿童人学率只有8％，文盲率高达80—90％。肃北蒙古族、阿克塞哈萨克族的贫苦牧民中，没有一个读书识字的人，天祝藏族地区、肃南裕固族地区也是文盲充斥。

　　新中国成立后，给甘肃民族基础教育带来了希望和生机。在党和国家的大力扶持下，民族基础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民族地区的教育进行了调整、整顿，并采取了抓质量、抓重点、讲实效的措施，中小学的布局、结构已逐步趋向合理，形成州、县有民族中学，乡、村有民族小学的民族教育网。文盲率大大降低，原先文盲充斥的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和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都已先后普及了初等教育。

　　2、民族教育体系初步形成

　　解放后，随着民族地区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的腾飞，仅仅依靠当时基础教育的规模，已不能满足民族地区各项建设事业的需求。因此就需要建立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民族教育体系，才能更好地发挥教育对经济的促进作用。1980年，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领导批示同意由教育部和国家民委共同起草的《关于加强民族教育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要逐步建立适合少数民族地区特点的民族教育体系。”在这样的形势下，建立适应甘肃民族地区发展的民族教育体系已是当务之急，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支持和努力下，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甘肃民族教育体系已初步形成。在民族基础教育大发展的同时，民族高等教育也有了相应的发展，国家先后在甘肃成立了西北民族学院、合作民族师专、西北少数民族师资培训中心、临夏教育学院等民族高等院校，并在甘肃农大、西北师大、兰州医学院举办少数民族本、专科班，在兰州师专、庆阳师专开设民族班，形成了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一条龙的体系。与此同时，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初步形成了学前教育、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各类教育相互配套的教育网络，民族教育体系的建立，为甘肃民族地区的各项事业的发展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3、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

　　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速度、规模和教育质量的高低，取决于一支德才兼备的教师队伍。建国四十多年，甘肃民族基础教育取得的巨大进展是与这样一支教师队伍的建立是分不开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采取了办好民族师范学校、民族教师进修学校和进修班，以及离职学习和在职进修相结合等各种培养和提高的措施，同时又对中小学民办教师通过考核转正等办法进行了调整，使民办教师的数量大为减少。通过这一系列优惠政策和措施，甘肃民族教师队伍不仅在数量上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而且在质量上也大为提高。据统计，截至1992年为止，全省民族地区小学共有专任教师12900人，比1949年增加了23倍，中学共有专任教师4832人，比1949年增加了473．5倍。目前，这支师资队伍正在为我省民族教育事业辛勤耕耘着。

　　4、重视和加强了民族语言文字的教学和教材的基本建设

　　1980年，教育部和国家民委在《关于加强民族教育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凡是有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民族。应使用本民族的语文教学，学好本民族的语文，同时兼学汉语文。”为此，甘肃省教委根据本省的实际情况，采取了多种措施，加强了民族语言文字的教学和教材的建设。在有语言文字的藏、蒙、哈萨克中，逐步恢复了“双语”教学工作。目前，在我省民族地区已有1所师专、3所中专、261所小学开设民族语文课，共有27035名学生学习本民族语文，847名教师从事民族语文的教学。为适应教学需要，从1982年开始参加了五省区藏文教材协作组织，省教委每年派出了3—5名同志赴青海参加藏文教材编译工作。经过8年的努力，藏文中小学教材已基本满足教学需求。蒙哈文教材由内蒙、新疆编译提供我省使用。为增加蒙、哈文教材内容，1986年，省教委给肃北、阿克塞自治县拔了教材费，委托县教育部门编写。在重视民族语言教材建设同时，也加强了民族语文教师的培训，除在甘南州建立民族师专、民族师范外，还与兄弟民族省区开展教育协作，积极培养了藏、蒙、哈语文教师。通过采取多种措施，使民族地区双语教学已初步形成体系。

　　5、开办民族班，为少数民族地区培养和输送本民族的各级各类建设人才

　　民族地区教育基础薄弱，培养合格的中学生难度大，少数民族学生升入高校的机会少，针对这种状况，1981年开始，省教委决定，在9所重点中学开设民族班。1982年开始，又在3所中等师范学校和3所高等院校开设了民族班，1980年我省部分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还为甘南藏族自治州举办民族补习班，对少数民族优秀高中学生进行重点培养。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为我省民族地区培养和输送了一批各级各类的少数民族专业人才。

　　6、增加教育经费投资，改善办学条件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针对民族地区教育基础薄弱的状况，在财力、物力上给予大力支持，教育经费逐年增加，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甘肃省按照《关于加强民族教育工作的意见》中指出的：“对民族地区除正常的教育经费外，要给予特殊的补贴。”对民族自治州、县的教育投资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仅以临夏自治州教育事业费为例，1979年至1984年六年累计，仅国家拨给正常的教育事业费，就达4679．7万元，相当于1950年至1974年二十五年教育事业费的总和。由于历史和经济条件等各种原因，民族地区的校舍数量不足，危房旧房多，改造修建进展慢。为此，从1983年开始在安排校舍修建补助费时，对民族地区给予了必要的照顾和一定程度的倾斜，从1983年到1988年给民族地区共安排校舍修建专项补助费5331．34万元，人均20．65元，高于全省14．24元的人均数。同时坚持国家办学和集体群众办学并举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除国家扶持外，还充分挖掘地方财政的潜力和调动集体、群众集资办学的积极性，提倡学校开展勤工俭学。通过这些措施，大力改善了民族地区学校办学条件，为甘肃民族教育的正常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7、民族教育科研工作有了较大发展

　　解放前，甘肃民族教育科研工作几乎是一个空白。民族教育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陷于盲目发展的境地，严重地阻碍了民族教育事业的正常发展，建国几十年来，随着甘肃民族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民族教育科研工作也随之得到了重视和加强。1984年，甘肃民族教育研究会在兰州成立，从此民族教育研究由分散，单个的状态向集中、有组织研究的方向发展。从1985年一1989i年，先后召开了四届甘肃民族教育研究会年会，共提交论文120余篇，其中有许多篇论文参加了全国民族教育研讨会。同时，还陆续出版了一批民族教育方面的教材和专著。这些论文和著作就甘肃民族教育的发展战略。民族教育的发展途径；民族教育的整体改革、办学形式、双语教学、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了由微观到宏观，由实际问题到理论问题的研究，提出了许多适合甘肃特点的发展民族教育的方法和途径，从而为甘肃省民族教育事业的科学化、规范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清醒地看到，历史给甘肃遗留下的贫穷落后局面是很难在短短的时间里所能改变的。建国四十年来，甘肃民族基础教育取得的成就是瞩目的，但这还远不能满足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需求。特别是近几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人，甘肃民族地区不仅与沿海发达地区的差距越拉越大，而且与本省汉族地区的差距也正逐步加大，这种新的形势又给甘肃民族教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当前，甘肃民族教育的发展仍受到许多不利因素的制约，对这些因素进行深人剖析和研究，无疑会有助于民族教育的顺利发展。

　　二、制约甘肃民族基础教育的主要因素

　　（一）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

　　甘肃少数民族居住区的地形特点主要为高原、山地、沟壑居多，沙漠、戈壁、草原相间。这种复杂多样的地形状况不仅给甘肃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大的不利因素，而且也严重地制约着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由于山大沟深，造成交通极为不便，从而给教育人才交流，信息传播及现代化教学手段的运用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此外，特殊的地理形成的变化多端的气候以及水资源匠乏等问题也给教育事业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临夏州七县一市中有四个县被国家和省列为高寒阴湿少数民族贫困县。东乡县是我省民族地区最为落后贫困的一个县。制约该县经济发展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就是水资源严重缺乏。农业用水基本上是靠天吃饭，人畜每天用水则专门需要一个壮劳力到几十里外去担。这种艰苦的条件使学生根本无“闲暇”功夫和能力去上学，故此该县学生的辍学率极高。一所学校为使其人学率、巩固率达标，被迫无奈规定，只要学生每天到学校，就发给一瓶水，这样才使学生数量有所提高。无独有偶，积石山县的某一所中学为提高其人学率、巩固率，则规定，学生每天按时报到可以领到一角钱，许多学生上学只是为这一瓶水、一角钱而来，虽然学生的数量提高了，但教学质量呢？不言自明。

　　艰苦的自然条件也严重地制约了教师队伍的建设。老教师留不住，新教师不愿进来，大量合格教师外流，教师数量不足，质量不高，结构不合理，队伍不稳定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积石山县条件最好的一所中学一吹麻滩中学，在校学生1000余人，教职工296人，而40岁以上的教师才6人，仅占职工总数5％。积石山县保安民族中学，仅93年前半年就流失6名教师，该县为补充师资特从陕西招聘一批教师来本县工作，但因条件艰苦等诸多原因，这部分教师也人心不稳，有一位教学效果不错的教师竟也被相邻的青海循化县挖走。

　　封闭落后的自然环境也导致了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封闭、保守的思想观念，使他们仅仅满足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这种小农经济形态又严重地束缚了思想中进步的、积极的因素，因此，教育对于他们日常生活影响甚微，受不受教育一个样的观念很深。再加之我国目前教育体制中存在着种种不完善的因素，使教育对经济的“功效性”大大降低。人们看不到教育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多大改变。有的反而成为一种负担。处在这种状态中的基础教育，无异于进人了“死胡同”，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所发挥的作用也只能是极其有限的。

　　（二）落后的生产力和薄弱的经济基础

　　教育与生产力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的。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教育为其培养和输送具备一定专业技术的劳动者，而教育事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教育结构以及教育内容、方法、组织形式又取决于生产力发展的程度。甘肃少数民族地区经过四十年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与先进地区相比，仍存在很大的差距，尤其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仍十分低下。由于地形条件十分复杂，使许多机械设备难以发挥作用，在农业和牧业中仍保持着落后的生产方式。这种低效益的生产方式使许多农牧民把主要的时间、精力和人力都耗费在种地或放牧上，根本无暇顾及其它。简单低效的生产方式对劳动者的培养在田间地头或放牧过程中便可完成，无须经过专门训练。而且我国学校教育体制的统一性使学生在校所学的知识很难、很少能用于生产生活中。升学无望的农牧民学生毕业返乡后，反而连基本的生产劳动也难以胜任，这无形中降低了教育的实用性和吸收力。

　　低水平的生产力使民族地区的工业发展速度缓慢，工业基础差，效益低，许多民族工业和乡镇企业刚刚起步，只是一些简单的、低层次加工工业，而且这些乡镇企业的从业人员主要以半文盲、文盲为主力，主要从事以体力劳动为主的生产。如甘南州10000多乡镇企业人员中获得中级职称以上的仅7人。由于缺乏技术和管理人才，乡镇企业的经济效益很差。目前我省还有10个民族县没有骨于企业和主导产品。民族工业的落后，制约着地方财政收人的增长，经济基础十分薄弱。据统计20个民族县中18个县是财政补贴县，每年补贴1亿多元。1992年民族地区财政支出已由1985年的2．4亿元增加到4亿元，累计财政赤子3500多万元，财政自给率不足25％。农民人均纯收入仅280元，低于全省403元的平均水平，人均占有粮食410斤，低于全省609斤的平均水平。农区11个县中有10个县是贫困县，四分之一的农村人口常年靠国家救济，贫困面高达25％。东乡县竟有30％的人口至今未解决温饱问题。这种落后的经济状况和生产力是很难为教育的发展提供牢固的经济基础的。

　　（三）宗教的影响

　　分布在甘肃的十一个主要少数民族都是全民情教。回族、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主要信奉伊斯兰教；藏族、蒙古族、裕固族、土族主要信奉藏传佛教。千百年来，宗教作为各少数民族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影响着他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行为模式、生活方式以及道德观念等诸多方面。教育作为传播思想意识、文化知识的主要手段，受宗教的影响则更大。宗教对教育的影响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其消极的一面。传统的民族教育可以说就是宗教教育，现代的民族教育也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民族地区，寺院和经堂就是社会教育的特殊讲坛。许多经文中蕴含着丰富的医学、文学、历史、天文、地理、农业生产以及建筑雕塑等方面的世俗知识，客观上对信教群众的日常生活产生了许多积极的影响。此外，宗教对于增强人们的凝聚力，传播有益的价值准则、道德准则等方面都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许多宗教界的上层人士不仅亲自传播文化知识，而且也大力捐资捐物支持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这些无疑地对民族教育的发展产生着积极的影响。

　　但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人类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宗教对教育表现出的消极作用也日渐明显和严重。宗教所传播的传统观念和知识大部分是陈旧而消极的，与现代文明对知识和思想观念不断更新的要求格格不人。极度地贩依宗教，笃信神灵，把神灵作为消灾避难的支柱，往往使人们逐步丧失与外界抗衡的斗志和勇气，对于现实生活中的贫困和落后则听天由命，寄托于“来世”，而不是穷则思变，改变现状。这种消极的思想观念使民族地区的群众生活更为贫困落后，进而也就更加增强了人们对宗教神灵的寄托，把并不富裕的人力、物力、财力毫不保留地投人宗教，以求神灵保佑。在甘南藏族贫困地区的牧民家庭宁愿让孩子去寺院出家也不愿让他们去学校读书。甘南和临夏各地最好的建筑多是寺院和清真寺，而许多学校则是当地条件最差的建筑。学校中的危房随处可见，至于教室里水电暖设施、学生的桌椅书本的缺乏则更为普遍。

　　宗教要求教民请熟经文，遵循教义，其目的在于教导人们格守传统，维护传统以保择文化的稳定性，因而具有一种自我封闭性。对外来文化持排斥态度，缺乏文化创新。这就很难吸收其它文化的精华以及接受包括现代教育体制在内的现代文化，往往使信教群众形成保守、封闭，缺乏创新精神，安于现状的民族心理。同时，甘肃的少数民族大部分分布在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的山地、草原。自然地理条件使民族地区与外界文明的交流形成一道天然屏障，无形中也加剧了当地人民群众对宗教的依赖性，也使信教群众的思想观念更为封闭保守。在这样的特殊社会氛围和自然环境中，现代教育或其它现代文明的产物是很难渗透进去的，即使免强接受，也难以摆脱宗教意识和传统观念的强烈影响，使这些现代文明对改变农牧区贫困落后局面的作用的能量降低到最低限度。就目前存在于甘肃民族地区的女童人学问题来说，其主要原因就是宗教的影响。如伊斯兰教对妇女言行举止就有许多限制规定。要求妇女“足不出户、笑不露齿，”严禁与男性私下交往，反对女子与男子一和劳动、学习和参加社会活动等。女孩子上学不仅被视为“嫁不出去的女子”，而且其家长也会遭到亲友和社会的责难。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使临夏地区的女童人学率极低，妇女文盲率极高。据统计，临夏地区东乡族妇女文盲率高达96．2％，保安族妇女文盲率也高达91．8％。

　　从宗教对教育的消极影响和制约作用来看，宗教对教育的影响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民族群众的思想观念、传统意识来影响教育的发展。因此克服宗教对教育的消极影响，关键还在于提高民族人口素质，更新民族群众落后陈旧的观念，改变民族地区贫困落后的局面，这同时也是给教育工作提出了一个重大而艰巨的任务。

　　（四）人口增长因素

　　甘肃共有少数民族人口1856152（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占全省总人口的8．3％。近几十年来，随着民族地区安定团结日益加强和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以及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对少数民族给予充分照顾，少数民族人口迅速增长。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全省少数民族人口963116人，到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为955396人，增长率为0．7％。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猛增到1555216人，年平均增长率为34．9％。80年代持续增长，到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达到1856152人，年增长率仍保持在24。8％，比全省人口平均增长率高出1．l个百分点。人口的过快增长不仅给少数民族地区本来就发展缓慢的地区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而且给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发展也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人口增长过快对民族地区教育的制约作用首先表现在教育投人方面。教育经费严重不足是目前民族教育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民族教育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使其对教育的投人要求很高，如采用双语教学需要专门编写民族文字材料；配备民族语言教师；寄宿制学校要对学生实行“三包”；民族学生享受奖学金或困难补助金的面较大；民族学校大多地处偏远，地区类别高，交通不便等，有的学校的开支相当于内地同类学校的2—3倍。我省民族地区的财政又大多是人不敷出，教育投资有限，且经费来源渠道单一。党和国家以及甘肃地方各级政府虽连年增加民族地区教育经费，多渠道筹措资金，但是少数民族人口的迅速增长，实质上使整个教育经费和人均教育经费并没有增长。据估算，以从少数民族人口状况看民族教育发展战略》，陈时见（《民族教育研究》92年4）我国每一个孩子从出生抚养到16岁，社会需花费2500元，如每年人口减少增长l％，就可把巨额资金从消费转向积累。相反，人口每增加l％，就必须将国民收人的3％一4％作为人口投资，人口的增长使有限的教育投资很难发挥应有的效用。其次，人口增长过快也严重地制约着民族教育的发展规模、办学条件、教育质量等。民族地区人口增长过快意味着适龄儿童人学率大大提高，那么就必须扩大现有规模以满足这种要求。但是民族地区落后的经济水平与人口过快增长对基础教育规模的需求扩大形成了一个鲜明的矛盾。扩大基础教育规模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都给民族地区政府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有些地方虽然扩大了招生数量，增加了教学班级，但与之相配套的教学设备，师资力量却远远没有解决，由此而导致的办学条件差，教育质量低是甘肃民族基础教育中存在的一个普遍而严重的问题。如东乡县一中，近年来学生数量不断增加，但校舍规模却由于经费困难仍保持原有规模，其中还有数间教室作为危房无法使用。目前该校仅能解决30名学生的住宿，但吃饭问题无法解决。另外还有400名学生由于学校无法解决住宿条件只有四处投亲靠友，实在没有亲戚的便在学校附近租房以解决住宿。在如此艰苦的办学条件中，连正常教学都难以维持，就更不用说保证教育质量了。再次，少数民族人口增长过快加重了少数民族群众的经济负担，降低人口素质，从而也影响到民族基础教育的正常发展。“越穷越生，越生越穷”成为甘肃民族地区的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由于家庭子女繁多，生活贫困，许多家长根本无暇顾及子女的教育，旧文盲没有消除，新文盲又与日俱增。民族基础教育仅仅停留在扫盲的低层次上，很难满足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对大量专业技术人员的需求，民族人口素质也难以提高。

　　有研究表明：人们接受文化教育的程度与人口数量的增长之间存在着负相关性，人们接受文化教育速度越高，社会人口增长率越低，反之，受教育程度越低，则社会人口增长就越高。面对民族地区人口的迅速增长给民族地区经济文化教育带来的不利影响，仅仅靠抓好计划生育工作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提高少数民族人口素质。人口素质的构成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最本质的规定性是身体素质、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显然这三个方面要得到健全发展，离开教育是不行的。

　　（五）语言文字的影响

　　民族教育区别于其它教育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双语教学问题。双语教学因民族而异，其复杂性和特殊性大大增加了民族教育的困难程度，也是民族教育落后于其它教育的一个重要原因。

　　甘肃是我国多语言的省份之一。世居甘肃的十个主要少数民族中藏族，蒙古族、哈萨克族既有自己的语言，又有自己的文字。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土族、裕固族目前只有本民族语言，没有本民族文字，而且由于各地所处的地理环境、语言环境、人口数量以及杂居散居的不同，其语言使用情况也各有不同。第一种情况是聚居于边远山区的少数民族完全以本民族语言进行交际，不懂汉语，如甘南州的部分藏族地区。第二种是少数民族和汉族杂居的地区。这一地区的少数民族兼通汉语和本民族语，双语教学基础较好。第三种是同一个民族中使用几种不同的语言，如裕固族现使用3种语言，一种是西部裕固族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一种是东部裕固族，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一种是汉语。这种民族语言复杂和繁多的特点增加了我省民族地区双语教学的难度，也使我省的双语教学的工作相对重要，因此搞好双语教学工作对我省民族基础教育的发展至关重要。

　　对实施双语教学的必要性及重要性，当今民族教育界都已形成了共识和定论。在此无须赘述。但是在双语教学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和困难却至今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和改善，制约和影响着双语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甘肃民族地区双语教学的开展亦不例外地受到一些不利因素的制约。其主要有：

　　l、双语教学的师资力量异常薄弱。以藏语教学为主，藏族是我省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多的民族，人口分布较为集中，而且既有语言又有文字，双语教学基础较好后前在藏族聚居的甘南建有一所民族师专，内设藏语系。另设有一所民族师范。此外设在兰州的西北民族学院也设有藏语系，为藏族地区培养藏语师资，可以说藏族双语教学体系已初具规模。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双语教学的师资力量依然极其薄弱，主要原因是藏区条件艰苦，教师留不住。近几年来，地方各级政府采取许多措施，解决藏语师资不足的问题，如从闲散在社会的喇嘛、学者中招聘了一批教师。通过考试，招收了98名民族知识分子补充到师资队伍中来。这些措施使藏语教师的数量有所增加，但是质量却难以保证，许多人缺乏教学经验，缺乏教育学、心理学方面的知识，不懂教育规律，教学方法单一陈旧，使双语教学的质量很难得以保证。迄今为止，双语教学师资力量缺乏仍然是我省藏族地区基础教育发展中的一个老大难问题。据统计，东乡县现缺小学教师241名，积石山县现缺教师168名，能进行双语教学的教师就更少了。

　　2、学生的文化背景制约着双语教学的质量。双语教学之所以复杂，是因为它的一切活动都要作用于学习者这个极不稳定的因素。学习者的年龄。成熟程度、学习的动机、人学时的汉语水平、少数民族语言的水平以及对双语学习任务的准备程度等都会影响双语教学的质量和效果。中小学的学生，自制力差，对学会和利用双语的潜在效果缺乏全面深刻的认识，加之学习的困难程度，教法不当等问题，往往增加了学习者的畏难情绪，降低了学习动力。此外，在双语教学中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是学习者缺乏自觉能力。这主要是指学习者在学校里学习第二语言，但在日常生活中却仍以第一语言为主，有的甚至在课堂上也是如此。这使得在课堂教学有限的时间中所学的内容往往由于缺乏运用巩固的环境而生疏、遗忘。双语教学的质量自然难以提高。有人调查，初中毕业的东乡族学生，竟大部分不能用汉语写信。

　　3、实施双语教学的教材非常缺乏。教材是语言文字的载体，进行双语教学对教材的要求很高，如果缺少相应的教材，双语教学的实施是难以想象的。目前我省除了既有语言又有文字的藏、蒙、哈等民族有相应的双语教学教材外，其它民族基本上没有本民族的双语教材。一是由于这些民族本身没有语言，给教材的编写带来了很大困难；二是由于教材编写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匾乏，使许多工作搁浅。就是对于有教材的少数民族来说，现行的双语教学教材中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如许多教材实际上是汉语教材的翻译本，不符合少数民族语言规律，与民族文化背景存在着许多差异。民族中小学的双语教材还未很好地达到系统、科学、标准、实际的要求。还不能充分适应不同层次、不同规格的民族学校的需要。此外，与双语教材相应的教学大纲、教学参考书、工具书、教学辅导材料、教学挂图和课外读物等还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双语教学是一项十分复杂的教育活动，影响双语教学的因素也远非上述三个方面。其它如地理环境、人口构成、语言状况、经济条件、语言政策、语言态度、思想观念以及招生制度等都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双语教学的实施。不言而喻，作为民族基础教育工作重点的双语教学，其成败直接影响着民族基础教育质量的高低。因此，努力搞好民族地区的双语教学工作，克服消极因素，也是当前我省民族基础教育发展的当务之急和关键所在。

　　（六）价值观念

　　如果说上述几个方面（除宗教外）都是从物质的、有形的、客观存在的方式来影响和制约甘肃民族基础教育发展的话，那么价值观念则是通过人们的意识活动，无形地、潜在地影响和制约民族教育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方式对民族教育的影响更大。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念认为；价值是通过客体对主体的需要的某种满足而表现出来的主体对客体的评价关系。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价值观念的形成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程度越大，那么主体所形成的价值观念就越有利于客体的发展。反之，客体对主体需求的满足程度越小，主体所形成的价值观念也就越不利于客体的发展。

　　那么对于少数民族及其教育来说，少数民族作为主体，教育作为客体，二者相互作用，也就形成了一种少数民族主体与教育客体的评价关系——即民族教育的价值观念。民族教育的价值观念是否有利于民族教育的发展，取决于民族教育的发展是否充分满足少数民族发展的需要。众所周知，几十年来，民族教育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各项事业的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民族教育的发展起点低，基础薄弱加之自然条件恶劣，封建传统观念的束缚等因素的制约，民族教育的发展依然非常缓慢，还远远谈不上充分适应民族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需求。因此对民族教育也就出现了几种错误的观念和片面认识。如当前流行的“先后论”、“软硬论”、“实惠论或实用论”等。所谓“先后论”就是招各级党政决策人在制定和实施计划行为中，将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置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次要地垃。形象地叫做“一工二农三财贸，其次才是抓文教”。所谓“软硬论”指某些党政决策机关和人员在思想认识上重物质资料的生产，轻视精神生产、科学教育。把教育投资作为一种消费性投资而非生产性投资、把教育当作软任务而非硬任务。所谓实惠论或实用论就是仅仅从眼前实际效用这一个方面或一个维度来看待教育的功用。这几种错误观念的出现一方面说明民族地区的干部和群众存在着一种严重的急功近利的思想，缺乏长远的眼光，对教育的“潜在效应，”“长期效应”认识不足，不是从全局的、长期的利益出发，把教育作为一种根治滴疾，恢复生机的手段。另一方面也说明民族地区的教育本身的确存在着许多问题。民族教育规模小，质量差，办学效益低，教育结构单一，职业技术教育发展极其缓慢，民族教育经费短缺，师资以及双语教学带来的困难等问题，这些都困优着民族教育的发展，难以激发民族地区群众对办教育的迫切需要，因而产生了上述几种片面的民族教育价值观念。

　　不难发现，民族教育的价值观念正确与否对民族教育发展所起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因此，重新审视并树立正确的民族教育价值观念为民族教育发展战略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也就成为全国以及甘肃民族基础教育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

　　以上所述及的主要是影响和制约甘肃民族基础教育的外部因素。除此之外，教育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因素也影响着甘肃民族基础教育的发展。如民族基础教育经费问题、民族基础教育师资问题、民族中小学办学形式问题、民族基础教育结构问题、民族基础教育中双语教学问题以及民族基础教育中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一系列问题都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甘肃民族基础教育的发展。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当前普遍存在于中小学教育中的“应试教育”现象也依然严重地存在于甘肃民族基础教育中，并构成了很大的危害。“应试教育”现象的存在不仅使民族基础教育的性质、目的发生了偏差，而且使整个教学活动也都围绕着“片追”眼务。使本来就基础薄弱、起点低的民族基础教育又步人了脱离民族地区实际需要，盲目攀比的错误轨道。这样，使民族基础教育的主要的精力和物力都用在应试、升学方面，而不是着眼于民族地区经济建设的需求，把大力培养和输送具备专业知识技能的劳动后备力量作为民族基础教育的主要任务。“应试教育”不是某一种具体做法，而是一种错误的教育思想全方位地影响着民族基础教育的正常发展。因此，革除“应试教育”对民族教育的消极影响，树立民族基础教育为民族地区经济建设服务和提高少数民族整体素质测又是民族基础教育发展中的另一项重要任务

　　三、甘肃民族基础教育发展中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甘肃民族基础教育发展直心的问题

　　所谓发展重心，与发展中心，发展重点异曲同工。民族基础教育发展重心的选择和确立，应依据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针对民族地区的迫切需要，找到民族地区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和要害所在，重点突破，以点带面，以期收到良好的效果。

　　甘肃民族基础教育的发展心之一应是面向农区和牧区。这是因为：第一，就人口分布来看，甘肃少数民族有78％的人口分布在农牧区。就从事农业非农业人口分布状况来看坝城乡差距更大，农业人口占89．75％，非农业人口仅占10．25％。第二，就产业结构状况来看，甘肃民族地区第一产业的比重占绝对优势。据第四次人口普查的15个大行业在业人员人口构成来看，全省从事农林牧渔业的少数民族占少数民族在业人口的87．79％，其次是从事工业部门的第二产业，占4．5％。第三产业则更少。这说明我省少数民族主要以从事第一产业为主。第三，就资源分布状况来看，民族地区耕地面积428万亩，占全省耕地面积的8 2％，森林面积1625万亩，占全省森林总面积的32％，木材蓄积量10000万立方米，占全省木材蓄积量的54％，草原面积1217．9万亩，占全省可利用草场面积49％，全省民族地方拥有500千瓦以上可开发利用的u资源420万千瓦，占全省可开发水利资源的46％，矿产资源丰富，主要有煤炭、大理石、铁矿、金矿、银矿、钨矿等其中煤矿已探明储量的有40717．82万吨。这些丰富的资源都集中分布在农牧区。此外，民族地区还有大量的野生动物、野生植物及中药材等。但是由于少数民族多处在山大沟深、交通不便的山区、牧区和偏远地带。思想观念保守落后，商品经济观念淡漠，再加之基础教育落后，缺乏开发资源所需的大量专业技术人才和技术设备，致使民族地区出现了“捧着金饭碗讨饭吃”的怪异现象。第四，从经济状况来看，甘肃从事第一产业的少数民族群众生活普遍较为贫困。四分之一的农村人口靠国家常年救济，贫困面高达25％，高于全省15个百分点。第五，就文化教育状况来看，甘肃几个主要的少数民族中文盲率普遍较高，其中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藏族文盲率高达70％以上，妇女的文盲率则更高，而这些文盲却又主要集中在农牧区。

　　以上几个方面使我们不能不意识到甘肃少数民族农牧区是我省民族地区的薄弱环节。也使我们不能不认识到少数民族农牧区的发展水平决定着整个民族地区乃至全省的发展水平。因此民族基础教育的发展要充分认识到我省民族地区所具有的这种实际状况，摆正重心，因地制宜使甘肃民族基础教育工作面向广大农牧区发展的迫切需要，合理规划，调整结构，建立适应甘肃民族农牧区发展的基础教育体系，加快民族农牧区脱贫致富的步伐。

　　甘肃民族基础教育发展的第二个重心是努力提高民族地区劳动者素质。我国基础教育的任务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为高一级学校输送人才，二是提高和发展学生的德智体美劳整体素赢这两个方面本来是相辅相承、密切联系的，具有极大的合理性。但是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却发生了偏差，基础教育任务的重心往往只偏向一个方面，即升学教育。这一错误倾向给民族基础教育也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使本来就发展缓慢的民族基础教育又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因此，当前基础教育，特别是民族基础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调整重心，使基础教育的主要工作转移到素质教育的重心上。具体体现在三个“转变”上，一、要把单纯培养少数尖子学生转变为提高全体学生的素质；二、要把单纯注重智育转变为注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三、要把片面地为科学服务转变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民族基础教育发展重心的选择和确立正确与否，事关整个民族教育事业乃至整个民族地区发展的成败。如果我们把民族基础教育比喻为一座高楼大厦的话，那么发展重心的选择犹如这座大厦的地基。针对甘肃民族地区实际情况以及各项建设事业的需要，确立以上两个方面作为甘肃民族基础教育的发展重心。无疑会使甘肃民族基础教育这座高楼大厦的顺利实施奠定稳固的基础。

　　（二）关于甘肃民族基础教育发展战略步骤的问题。

　　民族基础教育是一项复杂和浩大的系统工程，其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应该有目的、有计划、分步骤的逐步实施。既要确定近期目标，又要确定长远目标，使民族基础教育的发展遵循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循序渐进、稳步发展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使民族基础教育的质量和效益得以真正提高。

　　民族基础教育战略步骤的制定必须从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义务教育法》第二条第二款中规定：“各地根据本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状况，确定义务教育的步骤。也即是要求各地在具体实施普及义务教育时，要划分类区，分类要求，分类指导，分类实现。”根据这一指导思想，国家教委把全国大致分为三类普及义务教育的地区。第一类地区是经济和文化教育比较发达的地区。要求在1990年按质按量地实现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第二类是经济和文化教育中等程度发达的城镇和农村。要求在1990年左右按质按量地实现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同时积极创造条件，在1995年左右实现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第三类是经济和文化教育基础较差和自然条仲困难的地区，要随着经济的发展，采取多种形式，争取在本世纪末大体上普及程度不等的义务教育。

　　对于少数民族地区，根据民族地区的经济发达程度，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普及状况等因素，在实现普及义务教育的时间上，都要相对于全国晚一些，而且在分类上也相对具体，细致。主要分为四类地区：第一类地区：经济发达与小学教育已基本普及，初中教育有一定基础的部分城镇和发达地区，要求在1990年完成小学阶段的普及任务，在1995年完成初中阶段的普及教育或职业技术教育的普及任务，进一步普及高中。第二类地区：经济中等发达，小学教育基础中等，教育条件中等的城市、县、镇和少数农村和牧区，原则上要求在1995年完成小学阶段的普及任务；在2000年完成初中阶段的普及任务进而普及高中。第三类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教育基础薄弱咱然地理条件差的山区、牧区、林区及边境地区，这些地区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条件尚不具备，原则上要求在2000年普及小学教育，而且根据各自不同的条件和水平，少数地区要把小学教育分两阶段去普及，争取到2000年完成程度不等的普及任务。第四类地区，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贫困地区和跨阶段进入社会主义后发展仍缓慢的地区，自然条件很差，生产力落后，生活水平很低，教育基础薄弱，根本不具备普及义务教育的条件。对这类地区不提硬任务，只规定弹性指标。具体任务和要求，一是努力和发展初等教育，扫除并尽量防止新文盲产生；二是本世纪末每户要培养一名合格的小学毕业生。为此虽然不规定“四率”方面的硬任务，但也必须兴办各种形式的初等教育，相对集中力量办好适当数量的合格小学，也要兴办中等教育，努力培养初中级人才，不能消极等待办教育条件的“自然具备”，要积极主动地创造条件。

　　甘肃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各个地区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教育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因此上述四类地区在甘肃民族地区也同样是客观存在的。如全省二十个民族县中，属第一类地区的有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阿克塞哈萨克自治县和临夏市，目前都已先后普及了初等教育。属第二类地区的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经济水平和办学条件都属全省中等水平。第三类地区和第四类地区占绝大多数。东乡县、积石山县、张家川县等地区自然条件极具恶劣，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都居全省最后，目前还未完全解决温饱问题。这几个县属于第四类地区，其它几个县都属于第三类地区。当然这种划分并不是绝对的，上述四类地区在每一个州、县、乡或许也都存在，这就要求各地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区分不同类型的地区，进行普及义务教育的指导，制定义务教育实施细则，以便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

　　从全省民族地区来看，属于三、四类地区的县占绝大多数，由此也说明，我省绝大部分民族地区都属于贫困落后的地区。因此在制定民族基础教育战略步骤时，就不能与全国以及其它民族地区同日而语，而应着眼于甘肃民族地区的实际，适应延长年限，降低速度。为此，甘肃省教委本着“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量力而行，注重实效”的指导思想，提出了民族地区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发展规划的总体目标，即2000年左右基本普及初等教育，2010年左右基本普及初中教育。根据这一目标规划，我们把甘肃民族基础教育的发展战略步骤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5年以前）巩固调整阶段。调整巩固现有学校，努力改善办学条件、使乡以上绝大多数学校达到国家或地方规定的办学标准；努力提高办学效益和教学质量，培养合格的小学毕业生；把基础教育纳人义务教育法的轨道，人学率每年递增2％，巩固率和合格率分别保持在90％和80％以上，努力普及初等教育，杜绝新文盲的产生。

　　第二阶段（1996年一2000年）深化改革阶段。这一阶段中，城市和州、县所在地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经济文化条件较好的地区和群众实现定居的地区划片普及义务教育；特别困难地区努力普及小学3一4年义务教育；牧区基本实现每户一名合格的小学毕业生。根据需要与可能，适当扩大原有学校规模，或增设教学点（班），进一步提高人学率和巩固率。

　　第三阶段（2000年一2010年）提高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九年制义务教育普及面向经济文化基础较好的县以下延伸，小学毕业生升人初中级职业学校的数量有较大增长；牧区绝大部分地区普及义务教育，青壮年中的文盲率下降到10％以下。

　　通过战略步骤的制定，使甘肃民族基础教育走上有重点、按序列发展的轨道。

　　（三）关于依法治教的问题

　　当今社会，随着民主化、法制化建设的不断推进，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的其它各个方面都逐步纳人了法制建设的轨道。教育作为社会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由于它是有目的、有组织、有系统的社会活动，对社会进步起着重大作用，所以重视教育立法，依法治教，也就成了。

　　

　　目前，我国的教育立法工作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很不完备。其表现是；一是还没有形成教育法规体系。建国以来，教育立法工作一直较为薄弱，虽然党和政府为了调整教育与社会以及教育部门内部的各种关系，曾制定过许多政策，发布过许多规范性文件。但是，由全国人大制定、通过的教育法规文件仅有《学位条例》、《义务教育法》、《教师法》和《教育法》等。二是已经颁布的教育法规缺乏具体规定性。例如《义务教育法》虽然颁布了，但是由于没有相应的实施细则，缺乏具体规定，执行起来存在相当的难度。三是缺少教育立法的各个环节的工作。对教育法规的重视只是停留在一般的动员和号召上，而不是通过大力的宣传教育，动员全社会各个层次的群众认真学习、执行和遵守教育法规。因此，致使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知法犯法的现象屡见不鲜。这些情况都说明，我国教育法制建设，无论在立法上，还是在执法上、守法上，都还没有形成相互配套的严密网络，更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

　　教育法制不健全，教育无法可依，就更谈不上依法治教了。这个问题不仅严重地存在于全国其它地区，而且也是我省民族基础教育难以深人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民族地区无论在自然条件，经济状况，还是在文化教育方面都与汉族地区存在着许多差距，而且民族基础教育的发展也受到许多特殊因素的制约。如传统意识、宗教观念、双语教学、办学形式、教育经费等，其发展的难度也相对较大。在这种情况下，要发展民族基础教育，充分发挥民族教育对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各项事业的促进作用，不通过教育立法，依法治教是不行的。

　　从我省民族教育立法情况来看，建国以来虽然省委、省政府、省人大根据民族地区的实际清况也陆续颁布了一些教育法规，发布了一些教育方面的行政性法规文件等。但是这些法规文件涉及面小，适用范围有限，类型单一，且缺乏具体规定性，难以全方位适应民族教育发展的需要。在民族教育中，以“人治”代替“法治”的现象仍然很普遍。民族教育“先后论”、“软硬论”、“实惠论等思想也依然普遍存在于许多领导干部和民族群众中。由此而出现的随意挪用民族教育经费，拖欠教师工资，教师待遇、权利和义务难以落实和保证等一系列问题。特别是《义务教育法》颁布十年来，我省一些民族地方仍然出现了“抓间上学”，“雇人上学”的怪异现象。这一方面说明许多领导干部和少数民族群众思想观念保守陈旧，法制观念淡漠。另一方面也不能不归咎于民族教育立法工作中的失误和不足。

　　因此，面对当前国际和国内日益重视和加强教育立法这一大趋势以及我省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实际需要，加快我省民族教育立法工作的步伐己势在必行，刻不容缓。为使这一工作顺利开展i须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从民族教育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出发，充分认识和考虑到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特殊性、现实性和可能性，使教育立法工作有的放矢，既要体现党的政策精神，又要符合本地的具体情况，适应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水平、其次要做好宜传、动员工作，提高广大干部和群众对实行教育立法的重要性、迫切性的认识，增强他们的法制观念。第三，应当切实纠正和改变把教育纯粹当作一种国家行政机关内部事务的做法，使教育从行政部门中分离出来，以避免行政命令干预教育立法工作的开展。第四，建立相应的监督机构。对教育立法工作及其实施进行监督、督促，以保证其顺利实施。

　　（四）关于办学形式的问题

　　民族地区办学形式是与民族地区自然地理条件、人口分布、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文化教育的发展水平紧密相关的。因此民族基础教育的办学形式就必须从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因地民族地区的办学形式主要遵循多样化的原则，具体讲就是坚持“五结合、五为主”的原则，即正规学制与非正规学制相结合，以正规学制为主，公办与民办结合，以公办为主；集中与分散结合，以集中为主；寄宿与走读结合，以寄宿为主；普通学校（班）与民族学校（班）结合，以普通学校（班）为主。

　　我省民族地区的具体情况决定了民族基础教育的办学形式也必须遵循多样化的原则，我省民族地区的自然地理状况的基本特点是山大沟深，草原广茅，交通极为不便，人口分布疏密不均，给办学设点带来了很大的困难，经济发展水平对教育的支撑力也是极为有限的。因此就不能只搞单打一的统一教育形式，而应采取多种多样的办学形式。在办学上要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不仅要依靠政府办学，而且也要依靠社会力量，充分调动和发挥社会各界办学的积极性，多方集资，鼓励民间办学。

　　在具体办学中，也要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根据农业生产的规律，在农闲时采取全日制，农忙时采取半日制、隔日制；在山高路远、交通不便、人口稀少，一时难以普及初等教育的边远山区、农牧区，通过举办半日制小学、教学班、识字班、早晚班，甚至“帐篷小学”、“马背小学”、牧读小学等简易学校组织儿童学习文化，达到脱盲的要求；针对女童入学难的问题，适当设立女童班或女子学校，以保障这些地方女童、少年享受教育的平等权利。

　　在使用民族语言文字教学的少数民族聚居和杂居地区，可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设立单一的民族小学、民族中学。

　　在条件尚不具备设立独立民族中小学或寄宿制、半寄宿制民族中小学的地方，根据培养少数民族人才的需要，在城镇或当地重点中学举办民族班，依托重点学校较为良好的办学条件和师资力量，为高一级学校培养和输送合格的少数民族新生。

　　举办寄宿制、半寄宿制学校是民族基础教育最有效的办学形式。我省民族基础教育的难点在农村和牧区，而农牧区的难点又在少数民族边区山区和牧区，这些地方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为办学带来了许多困难。但是经过实践证明，举办以集中为主，公办为主和全日制为主的寄宿制，半寄宿制民族中小学，教学质量有一定保证，有利于普遍提高山区、牧区各族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有利于在普及基础上提高。

　　总之，民族基础教育的办学形式应多种多样，要因时、因地、因民族而异，其类型也绝不仅限于上述几种，但不论哪种办学形式都必须从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出发，切忌照搬照抄。只有这样，才能使民族基础教育的质量得以有效保证。

　　（五）关于职业技术教育的问区

　　职业技术教育是以就业为目标而进行的定向专门教育。而基础教育则是以提高国民素质为目标而进行的不定向的非专门的普通教育。二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当前在世界上却出现了二者相互融合的趋势，即普通教育职业化，职业教育普通化。许多发达国家在扩大职业技术教育的同时，一方面提高职业技术学校学生的文化基础知识，另一方面也在普通教育中加强职业训练，为毕业生以后的就业进行技能上的准备。因而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往往被许多国家当作经济腾飞的“秘密武器”。

　　职业技术教育在我国起步较晚，而且发展也较为缓。怪，基础教育中加人职业技术教育的内容也才是近几年来的事，尚处于尝试阶段。而民族地区的职业技术教育就更为落后了。这与我国长期以来商品经济不发达，对职业技术教育的需要程度不大有很大关系。

　　在我省民族地区，近年来职业技术教育有所发展，但是总体水平还很低，有些地区仍是空白。据调查全省民族地区有普通中学119所、中等专业学校9所，农业中学13所，从学校数量看，普通中学、中等专业学校和农业中学之比是10：1：1，这显然与中央要求在1990年普通中学与职业中学在数量上达到1：1的比例相差很远。但是，当前学校教育在“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影响下，过于强调普通性，忽视职业技术教育的内容，致使许多升学无望的民族学生毕业后无一技之长，缺乏生产知识和技能，在校所学的书本知识与实际生活相距甚远，造成劳力资源的巨大浪费。据统计，甘肃民族地区每年有80％的高中毕业生不能升学而需要从事生产劳动和其它工作。这部分学生流人社会后无所事事，必将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压力。

　　严峻的现状，不能不使我们清醒地意识到大力发展民族职业技术教育已刻不容缓。为此，就必须首先找到少数民族职业技术教育的薄弱环节和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目前，我省民族地区职业技术教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第一，思想观念陈腐保守。鄙视职业技术教育的陈腐观念普遍存在。尤其是在“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影响下，更为严重。许多人把上大学作为唯一的选择和出路，宁可加人千军万马挤独木桥，也不愿走职业技术教育这条阳关大道。造成职业技术学校生源紧缺，学生素质偏低的问题。为此就必须大力做好宣传工作，提高对职业技术教育的认识，形成全社会都来重视职业技术教育的社会舆论。第二，职业技术教育办学形式单一。目前我省所办的民族职业技术学校以职业高中为主，除独立的农业技术学校外，就是附设农业班，在办学形式上和层次上都比较单一。而且这些职业技术学校主要都是由国家和地方政府筹办，进行统一的招生、分配和管理。这种单一的办学形式必定造成投资渠道单一和社会资金的利用不足。为此，就必须有效发动社会各界力量，充分发挥他们办学的积极性，实行多渠道，多层次，多种形式办学，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既要办职前教育，又要办职后教育；既要办长期班，又要办短期班概要办中级班，又要办初级班。只要有利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办学形式，就要大力提倡。第三，职业技术教育层次结构单一。职业技术教育就其层次来看，共分为初级职业技术教育、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和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这三个层次分别是与普通教育中小学毕业生、初中毕业生和高中毕业后的三次分流相衔接的。但是在我省民族地区目前却存在着职教层次单一的局面，职教层次仅限于单一的高中阶段，对初中阶段和小学阶段的职业教育重视不足。因此仍不能从根本上满足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对多层次，多规格人才的需求。我省目前的经济文化都很落后，扫盲任务尚未完成，经济发展水平对劳动力的要求并不高。因此在小学阶段和初中阶段弓！人职业技术教育的内容，建立多层次的职教结构就大有必要。具体做法上首先应采取灵活多样的学制，除了“3十1”和“5十l”外，各地还可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适当延长和缩短。其次要合理设置专业，突出职业技术教育实用性的功能，使接受职业技术教育的学生能够真正掌握一技之长，为家乡的脱贫致富发挥积极的作用。第四，认真解决职教师资紧缺的问题。为此可以通过聘请中专、职业中学教师兼课，也可对原有教师进行职业技术培训，还可聘请当地土专家和有经验的老农来讲课等办法加以解决。第五、切实解决职教教材严重不足的问题。为此，教育部门要组织力量编写职业技术教材。各地也应根据当地实际编写一些符合实际的乡土教材。

　　（六）关于女童教育的问题

　　1990年世界全民教育大会指出：“在那些女性人学率和识字率远远低于男性的国家里。其首要任务就是要扩大女童和妇女的人学机会，改善其教育质量，并消除一切阻碍她们积极参加教育的因素，对教育中任何有关性别的陈规陋习都必须加以铲除。”这说明重视女童教育已成为当代一个国际性趋势。

　　在我国，教育的难点在民族地区，而民族地区教育的难点又是女童教育问题。甘肃省作为一个民族成份较多的省份，少数民族人口仅占全省总人口的8．3％，但文盲率却高达72．65％，其中妇女的文盲率竟高达85．84％。据1993年统计，全省民族地区有学龄儿童30．5万人，其中女儿童14．7万人，女童的人学率仅有48．2％。小学在校学生共有25．7万人，其中女生8．2万人，占在校生的33．l％。少数民族人口比例高的甘南州，女儿童的人学率也仅有37．6％，小学在校的女儿童仅占30．8％。而在临夏州的一次调查中则发现，全州有少数民族学生的学校有725所，其中有一名女儿童的37所，没有女儿童的学校多达79所。由此看来，我省女童教育中存在着相当严重的问题。女童教育问题仍受到许多不利因素的制约。其主要表现在：1、封建传统思想和宗教观念的影响，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思想仍严重地存在于民族地区。“女子无才便是德”，“肥水不流外人家”，“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等传统观念往往是许多女儿童无法就学的主要原因。此外，宗教教义中一些限制女性权力的规定也在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女童教育。2、家庭生活条件异常艰苦也是影响女童受教育的主要原因。我省民族地区女童人学率低而辍学率高的主要原因还在于民族地区群众的生活水平普遍较低，经济贫困，许多地方温饱尚未彻底解决，受教育则更无从谈起，有些家庭即使有能力送子女上学，往往也都是优先考虑男孩子。许多女童从小便为生活所迫，成为家庭的主要帮手，教育对她们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3、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我省民族地区大多地处山大沟深、草原广表的偏远地区，交通极为不便。且人口分布疏密不匀，许多偏远地带的孩子上学往往要翻山越岭，克服很多困难。这也是女童人学率低而辍学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4、教育本身的问题。其主要表现在学校布局不合理，难以照顾到偏远山区女儿童上学；办学条件差；女教师缺乏；办学方向错位，学校在“应试教育”的影响下，只重视升学率的高低，忽视女儿童实际技能的培养，许多大学生毕业返乡后难以应付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家长及其学生上学的积极性。

　　在人类文明和科学技术不断发展和进步的今天，我国民族地区还普遍而严重地存在着女童教育难的问题，这不能不使我们每一个关心教育的人所忧虑和深思。解决女童教育难的问题势在必行。为此，我们就必须做好以下几项工作：丑、广泛宣传，大力动员，形成全社会都来关心女童教育的社会舆论导向，以此来抵制那些影响和束缚女童就学难的封建思想意识。让民族地区的群众真正地认识到女童受教育的重要性。只有从思想认识上真正地肃清了制约女童教育的封建保守的陈腐观念，那么解决女童教育的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以保证。2、改善办学条件，采取灵活多样的办学措施。兴建一批寄宿制学校，以解决那些不能就近人学的女童上学难的问题。在经济贫困，封建思想较为浓厚的地区，要通过举办女童班或女子学校来提高女童人学率。在办学形式上要把正规教育形式和非正规教育形式结合起来，在那些办学确有实际困难的地区，可以通过早晚班、夜校、巡回教学点等形式促使女儿童接受教育。在教育内容上也应根据当地农村生产和生活需要适当补充一些实用教材。有条件的学校应为女童开办实用技术班，教授缝纫、裁剪、编织、家禽饲养、果树栽培等实用技术，让她们在学校里能掌握一技之长。3、采取优惠政策，鼓励女童人学，对女童的学杂费进行全免或部分免除；给女童发放生活补助费，对学习优秀的女生发给奖学金；对具有一定教育程度的女生在招工或就业时应予以优先考虑；大中专学校招生中要降低女生的录取分数线，其比重要大于男生；对积极送女孩人学的家长，要给予表彰和鼓励。此外，在学校里要增加女教师的数量。女教师工作往往耐心细致，对女生的生理心理特征较为了解，在教学中和日常生活中会给女生带来许多特殊而有利的影响。同时，女教师教女学生也符合一些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总之，女童教育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影响女童教育的因素也是纷繁复杂的。因此解决女童教育的问题就不能只从某一方面去解决，而是应该进行综合治理，调动社会上一切积极力量，使全社会都来关心和解决女童教育的问题。

　　（七）关于双语教学的问题

　　所谓双语或双语教学，是相对于单语和单语教学比较而言的。“双语”的内涵，一般是指个人或集团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的交际现象。我国构成双语的语育主要有三种情况；汉族使用本民族语言，又兼用其他一种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既使用母语，又兼用汉语；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又兼用其他一种少数民族语言。总而言之，只要根据不同的交际对象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进行交际的，均可以认为是双语现象。我国的共同语是汉语，我国实行民族平等与语言平等政策，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所以我国所讲的双语，就是各少数民族使用母语之外，还要兼操汉语。所谓双语教学，是指在一定的教学阶段内进行母语和第二语言的教学，使学生学会两种语言。世界上提倡双语教学的国家一般都是以本国的少数民族学习国语为主要宗旨。我国的双语教学主要指53个有语言、21个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学习汉语文而言。少数民族学校的双语教学，它不仅涉及教材、教法、课程，还涉及到教学用语、学制、办学形式以及教育体系等一系列重大而又十分复杂的问题。它已超出了教学与教法的范围，涉及到了民族学、语言学、教育学、心理学理论。因此，双语教学作为民族教育的一个难点严重地影响和制约全国各个民族地区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解决好双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推动民族教育的发展，也就成为当前民族教育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目前，各地在双语教学的实践和研究中基本上把问题的焦点集中在双语教学引人的时间，双语教学的师资和教材以及两种语言在教学中的比重等问题。

　　对于引人双语教学的时间问题上，各地众说纷坛，莫衷一是，做法也不尽相同。其原因尚在于双语教学的复杂性所致。但是，当前世界上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关于儿童学习语言及儿童早期教育提前的研究成果，对少年儿童从幼年起即进行双语教育，是值得借鉴的。心理学语言学研究表明，语言与思维有密切关系，语言是思维的工具，一般人的思维活动是借助母语来实现的。就人们对语言掌握、理解、运用的能力来讲，母语显然优于第二语言。通常情况下，5岁儿童不需要特别的训练就能很好地掌握母语的基本口语。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儿童人学年龄为6岁。美国学者布鲁姆指出：婴孩从受胎到4岁以前，已积累了40％的成人智慧，从4岁至8岁以后积累了30％，8岁以后积累了30％，也就是说3／4以上的智慧是在上小学三年级以前积累的。他还以票面额为例，说明在幼年使用卫元钱就能矫正的学习困难，若到小学高年级或中学时再克服，就须支付10元多。实践也证明，儿童特别是幼儿在语言实践方面占有很大的优势，如在我省藏汉、蒙汉、汉上、藏撒拉杂居地的群众，即使没有上过学的人，好多都是兼通双语。这是因为他们从幼儿起，不是通过教学形式，而是通过正常的交流形式自然而然地掌握对方语言的。

　　由此可见，双语教学弓；人的时间宜早不宜晚，充分利用儿童爱说爱动，害羞心理少，语言模仿能力强的特点，加强汉语文基础知识教学，提高汉语水平，是一个极好的时机。在小学双语教学计划中，最好从小学三年级开设汉语文课。有条件的地区，也可在一年级和学前幼儿进行双语教学，以充分利用幼儿学习语言的优势年龄段。在缺乏幼儿教育条件的民族聚居农牧区，为充分利用儿童学习语言的优势，最好从小学一年级下学期至二年级开始，和汉语学前班的形式一样，引人会话识字教学，为其后在三年级正式开设汉语文课打下基础。

　　当然,于引人双语教学时间的问题，目前也还处在尝试阶段，不同的环境和条件决定了引人双语教学时间的不同。各地应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切忌照搬照抄或“一刀切”。师资力量是双语教学的一个最为关键的因素。要保证双语教学的健康发展，保证双语教学质量，必须要有一支数量多、质量高、稳定可靠的双语师资队伍。双语教学师资队伍建立的模式有两种，一种是在一定数量的训练有素的教师中，一部分人能用民族语言教学，另一部分能以汉语文教学，这两部分教师在数量上应分配得当，如果教师在总体数量上是足够的，但民族语文教师得不到满足，双语教学也不能顺利进行。如目前有些民族地区的小学就十分缺乏能用民族语文讲授自然、音乐的教师，中学则缺乏能用民族语文讲授政治、历史、地理的教师，能用民族语文讲授数理化的教师就更缺乏了。这种局面的存在往往使双语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难以落到实处。另一种模式是通过培养和提高教师个人的“双语”素质与才能，去建立“双语”教师队伍。实践证明这类教师由于兼通双语，能够较好地了解和把握两种语言的异同，并能预见到学生学习的难点，而且能在具体教学中使两种语言交替并用，相互解疑，加快学生理解和掌握知识的进程。

　　民族师范院校承担着为民族中小学培养大批合格教师的重要任务。培养一批训练有素的、具有双语教学能力的教师又是民族师范院校一项独特和艰巨的任务。但是，目前我省民族师范院校无论就其规模、数量和培养能力来讲，都难以完全满足民族中小学对双语教师的需求，为缓解这一矛盾，可以适当从当地知识分子、干部中选拔一批懂双语、有经验的人，通过必要的培训，充实到师资队伍中去，鼓励他们从事双语教学工作。

　　在双语教学教材建设工作上，我省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有语言文字的藏、蒙、哈萨克族中都有了本民族的双语教材。但是目前所做的这些工作远未从根本上缓解双语教材缺乏的状况，而且在现行使用的这些双语教材中存在着许多问题。比如所编写的教材往往是编译汉语的多，本民族土生土长的作品少，存在着一种“表面民族化”的现象；许多教材缺乏系统性、连续性，内容也较为抽象，缺乏具体操作性，难以适应不同层次。不同规格的民族中小学的需要；教材建设也难以做到配套完善，许多双语教材往往是只有教科书，但缺少必要的教学大纲、课外读物、教学辅助材料等。这些问题不同程度地影响和制约着双语教材建设工作的进程，有必要进行深人的研究。

　　关于两种教学语言的比重问题，应视具体情况而定。一般情况下，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双语基础较差，那么在双语教学中就应加大汉语教学的比重。在民族杂居地区，双语基础较好。在双语教学中就应以民族语言教学为主。在实践中，各地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总结出了许多很好的经验，如甘南州提出的“两个为主”的双语教学模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具体做法为：一个为主是以藏语文为主，即在牧区半农半牧区群众通用藏语的地区，教学以藏语文为主，单科加授汉语文，小学毕业后，藏语文要求达到初小程度，到高中毕业时，藏语文要求达到高小或初中毕业程度。另一个为主是以汉语文为主，即在城镇、农区或藏汉杂居的地区，群众通用汉语，教学以汉语为主，单科加授藏语文，小学毕业时，汉语文达到高小程度，藏语文达到初中程度，初、高中毕业时汉语文分别达到初、高中程度，藏语文分别达到高小和初中毕业程度。实践证明，这条经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值得各民族地区效仿。

　　（人）关于民族师范院校为民族基础教育服务的问题

　　众所周知，基础教育是整个国民教育的“奠基工程”。然而，这一工程能否顺利实施，基础是否牢固，其关键还在于教师的质量，因此人们把以师资培养为主要任务的师范院校喻为基础教育的“工作母机”，作为基础教育的基础，足见其作用的重要性。

　　民族基础教育发展规模的大小、速度的快慢、质量的高低都与民族师资的培训息息相关。但是从目前民族中小学师资队伍状况来看，其现状是不容乐观的。中小学师资数量严重不足，尤其缺少双语教学师资，教师合格率偏低，教师素质不高，民办教师比重较大，缺乏必要的教师培训、进修的手段和环节等问题依然严重地制约着民族基础教育的正常发展。究其根源，就不能不使我们把问题的焦点集中在以民族师资培训为主要任务的民族师范教育机制上，目前民族师范院校培养的毕业生都不能充分满足中小学教育的需求。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来自多方面的，不仅有社会的原因，也有学校自身的原因。从社会原因来看，主要是当前教师社会地位偏低，待遇太差，对教师职业的重要性只停留在口头上，没有落到实处。受其影响，许多毕业生选择志愿时不愿报考师范院校，造成师范院校生源危机，往往降格以求，又引起了学生质量不高的问题，在校学生受其影响，也不安心本专业的学习，毕业后千方百计地想办法“跳槽”，师范毕业生外流现象十分严重。许多偏远地区的中小学分不进去一个师范院校的毕业生，只有依靠民办教师或对现有教师“拔高使用”来维持学校的正常教学。据调查，近年来给甘南州分配的大专毕业生367名，实际报到只有218人名。在此期间，全州调出骨干教师及科技人员却有672人，全州教师的合格率偏低的问题十分严重。1993年甘南州小学、初中、高中教师学历不合格的分别为45．5％、60％、60％，从学校自身的原因来看，首先是当前商品经济观念的冲击，使师范教育的“服务功能”也发生了偏移，尤其是高等师范院校，面对生源危机，经费紧张的不景气状况，也不得不转而适应商品经济的潮流，增设非师范专业，招收自费生等，造成学校教学设备紧张，师资力量分散的局面，影响师范生的教学质量。许多教师面对“商潮”则更是趋之若骛，热心于从事第二职业者比比皆是，对本职工作则是得过且过，有的则干脆辞职不干，弃教经商。其次，师范院校培养的学生在专业和能力上都与民族中小学的实际需求相距甚远。从我省民族中小学教师的专业结构来看，小学、初中普遍缺少音体美教师，高中则普遍缺乏数理化专任教师，英语教师则更是奇缺。但是师范院校在招生和毕业生分配时，往往对这种现状缺乏周密的考虑。致使民族中小学师资队伍的专业结构很不合理，许多师范院校的毕业生学非所用，造成人才的极大浪费。此外，从近几年对师范院校毕业生追踪调查情况看，师范院校的毕业生中所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是缺乏师范生所具备的基本能力和素质。突出表现在实际动手能力差，缺乏组织教学的能力；缺乏必要的教育学、心理学知识；板书、普通话等基本功不过关等。由此也暴露出师范院校在学生培养中只重视知识教学，忽视或很少考虑学生基本素质和实际操作能力的训练的弊端。

　　民族师范院校的办学宗旨就在于要坚持为民族基础教育服务，为民族中小学培养大批政治思想素质和专业素质都合格的人民教师。这不仅是民族中小学教育发展的迫切需要，而且也是民族师范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因此立足现实，展望未来，民族师范院校就必须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端正学校各级领导的办学观。学校的各级领导是学校的决策层，担负着学校各项工作的决策任务，师范院校的办学宗旨能否实现，办学方向是否正确，都与学校各级领导的办学观念的正确与否息息相关。为此就必须不断端正学校各级领导的办学观。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使全校上下了解、关心民族中小学教育与民族师范教育的关系，进而认识民族师范教育的特点和规律，充分调动各方人士的积极性，使之具有热爱基础教育和师范教育的情感，继而在行动上能以培养合格的民族中小学师资为已任，增强其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进行创造性的工作。

　　2、坚持师范性和学术性的统一。师范院校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师范性”，即主要任务是为中小学培养合格的教师和其它教育工作者。为此就必须克服高等院校与综合性大学盲目攀比以及中师照搬高中教学模式的倾向。在课程设置上突出师范性的特点，具体讲就是首先要调整课程结构，师范院校的课程设置要加大专业教育和专业训练的比重，加强教育学、心理学、各科教学法和音体美的教学。其次，民族师范院校要突出“民族性”的特点，坚持抓好双语教学，在课程设置上必须加授民族语文课。为民族中小学培养具有双语教学能力的师资。师范院校能否培养出合格的教师，也要看其学术水平的高低。师范教育所塑造“产品”以后都将是基础教育的中坚力量，其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基础教育质量的高低。从这个意义上讲，师范院校提高其学术水平意义更为重大，影响也更为深远。因此，作为师范院校来讲，要把师范性和学术性有机地统一起来，不能由于只突出师范性，而降低了学术性。二者都是衡量师范院校产品质量的标准。

　　3、提高师范生的素质。师范生的素质一般指身体素质、心理素质、政治思想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能力素质以及风度仪表等几个方面，其中政治思想素质是关键。提高师范生素质就要坚持德智体美劳并重，把思想放在首位，采取有力措施，落到实处。目前师范生受到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普遍存在着专业思想不稳定，不热爱教师职业的倾向。尤其是民族地区自然条件恶劣，经济落后，令许多师范生望而生畏。因此，针对这种现状，在思想道德建设中要以解决学生专业思想不稳定的问题为突破口。这就要求师范院校要不断优化德育机构，提高政工队伍的管理水平。对学生加强社会主义教育和人生观教育，提高师范生的职业道德水平，增强其热爱并献身教育事业的自觉性。此外，提高师范生的素质还在于通过训练，使学生掌握过硬的从事师范教育所必须具备的基本功。不仅要让学生掌握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而且要具备实际操作能力，做到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以形成独立解决教育实际问题的能力，更好地服务于民族基础教育事业。

　　4、进行招生和分配制度的改革。民族地区中小学师资力量匾乏，教师合格率偏低等问题的形成来自诸多方面，而其中师范院校在招生和分配制度上的不完善是一个重要原因。许多从民族地区考人师范院校的毕业生往往不愿回到本地，有些即使被分配回去，也不安心于本职工作，千方百计的想着“跳槽”。这使得师范院校虽连年增加招生数量，但民族地区的中小学教师却依然是人不敷出。因此，要解决好这一问题，师范院校首先要从改革招生和分配制度人手。从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对民族地区要定向招生定向分配，并与考生鉴定协议书作为依据。招生要定向落实到县一级、民族中师则要落实到乡（镇）。对文化教育落后的边远困难地区和长期生源不足、起点低的民族地区，学校要采取办“师范预科班”的办法，进行推荐、定向培养。按照当地的实际需要直接分配名额，学生先人预科学习一年，再参加转正考试，用低进高出、延长学制的培养办法保证为边远牧区、山区培养合格的教师。此外，各级师范院校还应当加强对在职教师、民办教师的招收和培养工作。这些教师长期工作在条件艰苦的民族地区和边远的山区、牧区，对那里的情况较为了解，在长期的教学中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工作也较为安心。许多教师往往是当地学校教学的骨干力量。但是这部分教师合格率普遍较低，知识也趋于陈旧，难以适应现代教育的要求。为此，各级师范院校在招生工作中应适当扩大这部分教师的招收名额。适当放宽年龄和文化课考试成绩的标准。通过培训，提高他们。的业务素质，更新知识结构。同时这部分教师在取得相应的学历后，既提高了教师的合格率，又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也更加安心于本职工作。

　　行文至此，笔者对甘肃民族基础教育的一些认识和思考也尽在其中了。然而，笔者深知，就民族基础教育的特殊性、复杂性、长期性、艰巨性来看，本文所做的一些努力只不过是杯水车薪，文中所涉及的一些问题也难免挂一漏万，或失之偏颇。之所以要做这样的尝试，旨在于抛砖引玉，以期教育界同仁和所有关心和热爱民族教育事业的有识之士提出更多更好的建议。“众人拾柴火焰高”，相信在大家的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之下，定能使民族基础教育的发展迎来新的曙光！